民国时有哪些有意思的人或事？

2024-04-20 19:30:01装修宝典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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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有哪些有意思的人或事？
导读：民国时有不少有个性的名人，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在那个年代，不畏权贵，率性而为，后人称“民国风骨”。下面小编为大家举几个民国时期有意思的人和事。张作霖的任性民国时期，东三省一直由军阀张作霖说了算。有一天，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传

民国时有不少有个性的名人，不少有意思的故事。

在那个年代，不畏权贵，率性而为，后人称“民国风骨”。

下面小编为大家举几个民国时期有意思的人和事。

张作霖的任性

民国时期，东三省一直由军阀张作霖说了算。

有一天，张作霖外出遛早，刚走到一个拐弯处，突然传来一声吆喝：“卖包子啦！”

张大帅吓了一跳，不禁暴怒：“给我抓起来，毙掉！”

张大帅亲自执法，砰！

原来只是朝天开了一枪，小贩吓得几欲瘫掉。

大帅很得意：“你吓我一跳，我也吓你一跳。”

粟裕的情调

十大大将之首的粟裕将军，夫人楚青曾经是有名的名媛望族。

解放上海后，粟裕和他夫人在街上走着，粟裕忽然大声说，这家咖啡厅一定不错，楚青很是惊奇，以为粟裕将军很懂情调，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粟裕说，如果在这个咖啡厅上架几架机枪，可以封锁整个街道。

鲁迅的另类好友，好色爱吃

鲁迅曾说：“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

这个人名叫苏曼殊，近代作家、翻译家、诗人，也是一名僧人。

他能诗善画，颇有才华，精通日文、梵文、英文，拜伦和雪莱的诗作就是他之一个翻译成中文的。

另外，他还和陈独秀、章士钊共事，和蒋介石做邻居，他这人有两大特点，爱吃、 *** 。

比如，看见车站等车的美女，就经不住上去跟人搭讪，有一次看美女太入神，走得又太急，不小心把两颗大门牙磕掉了，因此被朋友讥笑为“ *** 之徒”。

后来，在日本跟一个女孩相爱，但因女孩父母不同意，女孩跳海自杀，苏曼殊自此发誓，永不沾染红尘。

出家后，他还是经不住女人莫大的诱惑，经常出入烟花巷柳，但他只做精神恋爱，一直守着清白之身。

不过，找红尘里爬滚久了，也不免有些疑问，有次他甚至问章太炎：“书上说男女结合才能生子，可我却见过家乡一个女人，丈夫外出三年，她照样生了孩子，这是不是说女人没有男人也可以生孩子。”

章太炎表示很无语。

爱吃，尤其是甜食，饭量是大得惊人。

画家柳亚子送了他20个芋头饼，一晚上全吃完，第二天给柳亚子写信，说自己吃得太多，肚子疼的起不来了，落款是“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

即使穷困潦倒之时，也得把衣物典当，来满足口腹之欲。

1918年死于上海，享年35岁，死后在他的枕头底下搜出了很多糖炒栗子。

钱钟书爱猫，并曾为自己的猫打架。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刚刚解放后，钱钟书跟杨绛住在清华，因为都爱养猫，便养了一只。

但此猫却极爱折腾，经常半夜跑出去跟别的猫打架，尤其是隔壁梁思成和林徽因家的猫，水火不容，视如仇敌。

后来钱钟书知道了，特意准备了一个长竹竿，只要听到自家猫叫声不对，不管天有多冷，立刻从被窝中爬起，拿上自己的长竹竿，替自己的猫出头。

但林徽因很疼爱自己的猫，知道此事后便有意无意地对杨绛说，“任它淘气也一味护着，没人舍得打一下。”

杨绛怕钱钟书跟他们伤了和气，便劝告钱钟书，对此，钱钟书便很豁达地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

广州有一句老话：“有权住东山，有钱住西关”。说到广州的老洋房小别墅，就不得不提东山口了，这一带有点类似于上海的武康路。坐拥493栋老洋房，其中不少还被升级换代成了艺术馆、手作店、咖啡馆……这里也因此成了来广州必去的一个打卡地。

东山口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北与署前路交界那附近地铁一口线有东山口站,东山百货大楼及东山区人民医院就在附近。东山地势较高，地广人稀，20世纪初，美国基督教选定东山为传教基地。教会开辟的幽雅居住环境吸引了大批归侨结庐定居。从此，荒凉的东山日渐喧闹，成为一个高档建筑成群的住宅小区。东山洋楼，是民国初年一些华侨和军政官僚在广州市东山新河浦、恤孤院路等地兴建的仿西洋别墅，引来达官贵人聚居。

东山口，则凭借着清末民国期间，军队训练场和广东谘议局的成立，及大批美洲华侨回国买地建楼，在百年间兴起，成为了华侨、军政、官宦人家的聚集之地。以前比较有权力人都在这里居住的，可以想象当时这里的繁华，什么军政家庭的翩翩公子，欧美留学派的创新革命，是多么前卫新潮的地方。

东山口这里的住宅楼房多为西洋式花园别墅格局。多达400栋历史建筑，构成了广州现存更大规模的中西结合低层院落式近代建筑群。

穿梭在新河浦的欧陆式小街中，自动代入烟雨朦胧、油纸伞、花旗袍元素的场景，让许多摄影师也偏爱这里。除了建筑特色，还能不时发现名人雅士到访的痕迹。比如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曾在这里召开。

几年间，凭借着这份自带的“高级感”，东山口逐渐成为了广州文青心中更爱的文艺商圈。一栋栋带有爱丽丝梦幻花园的别墅里，藏着不少网红集成店、艺术展馆、私房菜馆……而在街巷转角处的怀旧清吧、主题咖啡馆等，也能让路人因其魅力而驻步。这里有不少个性鲜明的杂货铺、咖啡馆，等着你一一发掘。

东山洋楼中，隅园、春园、简园、逵园、明园并称为五大侨园。

还有不少值得一去的地方介绍给大家：

红砖小洋楼

民国之一位 *** 署长的红砖小洋楼，林荫院、花地砖、木旋梯、满洲窗时光仿佛定格在百年前。咖啡厅之上，是八间房的精品酒店，以岭南文化命名：西关**、东山少爷、广绣、岭南…的客房，是古建筑设计师刘峯女士倾心打造的馨园。

雅致咖啡店

青藤翠蔓越残壁，小巷闲门似隐居。

隐藏于东山口闹市街头的艺术展馆。

复古的一大片玻璃围墙，有些玻璃还是彩色玻璃，里面琳琅满目的老式物件，加上缤纷的彩灯，随便拍拍都很有感觉，不用加滤镜的照片也很美！我觉得傍晚时分来拍照更好看了，展窗里的彩灯更加闪耀，让整个玻璃围窗更有味道！

上面这家在东山口新开的文艺小店，是一间以诗歌为主题的买手 *** 店，橱窗和进门口的装置都做得很好看，用的是蓝白色，干净高级。里面有咖啡和蛋糕，很适合跟朋友过来坐一坐，或者看看书。

东山口，493多栋历史建筑，每一栋花园小别墅里诉说的故事，串联起来，便成就一部广州近现代史。休闲时光可以来这里慢慢体验老广州的味道，探寻民国时期的风景，享受现代的文艺气息！

民国街是以民国历史、巴渝特色为主题的特色街区，位于重庆两江国际影视城。冯小刚执导、重庆**集团首部投资的影片《一九四二》以该街道作为重要取景地。

民国街一期工程重现了民国时期重庆的著名建筑和景致，有国泰戏院、新华日报、馨雅咖啡、皇宫照相馆，还有一些具有旧重庆特色的博物馆、酒吧、商店、火锅博物馆、相机博物馆、民国主题酒吧等。

一期工程的延伸工程也正在规划设计中，延伸规划设计将复建“解放碑”、“朝天门”片区，以及宋庆龄故居、蒋介石故居、郭沫若故居、各国大使馆等，建成后，河畔秀美的风光加上民国风情，在山水映衬下，将达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更大交融。

特色建筑：

民国时期老重庆的文化风情、典型建筑和代表性景点，如老朝天门码头、原民国 *** 、都邮街广场、解放碑的前身“精神堡垒”等，都将一一再现。

民国街上的66栋陪都建筑囊括了 *** 、银行、客栈、报社、酒吧、咖啡厅、戏院等多种形态，再现了抗战时期的老重庆，其中有几栋建筑已对外开放。

该戏院不光保持了民国特色的装修风格，还将以播放老**为主，把民国风情进行更大程度的展现。游客不光可看到商业大片，还可以领略到民国时期**的风采。

民国街将更大程度还原新华日报社旧址的原样。在打造的方式上，不光在建筑形态、设施设备方面尽量靠拢。更将抓住精髓，自办以民国街为主题的民国风情报纸，游客将全方位感受到民国特色。

-民国街

北京，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也是明、清两朝的古都所在地。故宫、颐和园、天坛、明十三陵、万里长城、圆明园等众多历史古建筑，都在北京城里。

北京是一座古朴而又有历史韵味的城市，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其实，北京既有自己纯粹、干净的土气，也有因为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洋味儿”，这种混搭的感觉特别吸引人。

说起北京的建筑，大家想到的或许是故宫、雍和宫、天坛这些已经完全被旅行团占领的景点，每次想到这些地方，我的心只能联想到摩肩接踵、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是一个悠闲溜达的好去处。

如果是之一次来北京，自然要本着“来都来了”逛一逛，但想要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还得自己走上街，悠哉的走走停停。

其实在北京鳞次栉比的红墙黄瓦中，也不乏有西洋风味的建筑，有时候无意走在街上，忽然瞥到一处特别的西洋建筑，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时常让人感到惊喜。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北京建筑里那些带着“洋味儿”的特色打卡地。绝对是避开人群，静静享受的好去处。

1、段祺瑞执 ***

段祺瑞执 *** ，最近是越来越多被大家提及了。原来是不对外开放的，门外一直有人把守，而且想进去还要接受层层盘问，毕竟是文物保护单位嘛，但自从开了ARCH这家隐秘的酒吧，才让这么美的建筑又展现到大家眼前。

这里是清朝原九贝子府，也是民国时期北洋 *** 海军部的所在地，小时候学鲁迅写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发生在此地，目前是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文化积淀颇为深厚。

段祺瑞执 *** 的建筑风格为欧洲古典式灰砖楼，有一栋主要建筑，在东、西、北方向上各有一座楼房。

不同于那种刻板印象中的欧式洋楼，段祺瑞执 *** 的建筑风格更为朴实无华，却也精雕细琢。或许是暗暗的灰色让它没那么出挑、有些低调，但是你细看每一处，那些拱形的门和玻璃窗、雕砌的围栏，都有特别古典、优雅的美。

建筑上的雕花里存了好多灰尘，拱形的玻璃窗也看起来久经岁月。大院里还有内部机关人员的住宅区，安静到进来觉得是一种打扰。

段祺瑞执 *** 周边，还有不少适合走走停停的好去处。往北走可以去国子监胡同、五道营胡同，逛一逛文艺的家居小店；往东是东四十条，很多有趣的店藏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和南锣鼓巷那种商业化的氛围截然不同；往南走可以到中国美术馆、77文创园，经常会有不错的免费展览可以看。

2、比利时大使馆

要说最近北京潮人周末都去哪儿，肯定少不了泼瓦二环里集市活动，《奇葩说》辩手姜思达每个周末都会在这里等大家， *** 上汇集了40多个文艺的摊位，吃喝玩乐都有，大家一起在草坪上跳舞、喝酒，这才是尽兴的周末应该有的样子。作为北京四九城里稀有的“都市内文化生活体验”，比利时大使馆做得太到位了。

来到这里，就像是来到了比利时的布鲁日小镇，欧洲中世纪的气息特别浓郁。漂亮完整的的欧式建筑和大片绿茵茵的草坪，还有出片率极高的欧式喷泉，每一处都洋气得不像是在二环里。夏日时分，大使馆内有78种不同的季节感花木，鲜艳的紫荆花和池中碧蓝色的水搭配起来，一秒让你魂穿到某一位伯爵或公主身上。

除了比利时大使馆，在东交民巷里尽是西洋风味的建筑，这可以说是北京最“洋味儿”的胡同了。在林荫道两旁，能看到独具特色的阿东照相馆、圣弥厄尔天主教堂、正金银行、 *** 博物馆……到处都是标志性的西洋风建筑，到处都是历史沉淀留下的回忆，太值得在这个季节走一走了。

3、御园汇

作为北京玉泉山下的“唐顿庄园”，御园汇走的是英式园林建筑风格，目前还没有很多人知道，又因为位置稍微偏僻，是不可多得的清净好去处。坐落在玉泉山、颐和园附近，真真切切体现了什么叫“依山傍水”，御园汇是一个豪宅小区配套的会所，这里有着北京最梦幻的英式庄园景观。

除了主体的英式建筑，这里还配有室外泳池、英式喷泉、躺椅，简直是周末逃离人群，获得鸡精和自由的更佳选择。米**的墙体搭配普蓝色的屋顶，简洁的三角形结构，处处都是简约的英伦元素。

餐厅内的色调复古大气，从窗外看去都是树木高耸的园林景象，特别有夏日的氛围。后花园往上走的更高处，可以俯瞰整个院子，有种坐拥天下的感觉。

在这里，除了可以喝下午茶、也可以承办婚礼，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草坪婚礼地点之一。婚礼期间的咖啡厅、停车场、休息区、仪式区都可以随便使用，简直就是包场级待遇，如果有婚礼打算的一定别错过。

4、西什库教堂

西什库教堂是北京更大最古老的教堂，也是为数不多的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前几年一直在修复，如今重新开门非常值得一看。最特别的点在于，这里的建筑中西合璧，在主要的哥特式教堂两旁有两处中式月台，中西交融的感觉刚刚好。

1703年开堂的西什库天主教堂，之前叫作北堂，如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除了建筑本身之外，80多面玻璃花窗神圣而美丽，透过光，在教堂里映射出七彩的美。晚上开灯之后，从外面看彩绘的玻璃窗特别美，上面的内容还都与天主故事相关，像是连环画。

总结

北京作为一座文化交融的城市，还有很多特色等待被发现。走街串巷之中，经常会碰到意想不到的惊喜。北京也在这种中西交融的文化背景下，成了兼具土味和洋气的别具一格景观。

1、车墩影视城开放了吗2、麻雀在哪里拍的取景拍摄地点介绍3、上海车墩影视城门票价格是多少？开放时间呢？4、上海滩生死较量在哪取景5、为什么说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是非常值得一去的？6、2022年11月现在车墩影视城有什么剧组车墩影视城开放了吗

开放了。经查询车墩影视城的相关资料得知，截止到2023年1月9日，车墩影视城已经开放，感兴趣的可以前往。上海影视城是一个拍电视拍**的场所，位于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有城隍庙、明星广场、南京路等街景。

麻雀在哪里拍的取景拍摄地点介绍

麻雀拍摄地取景地点上海车墩影视基地

上海车墩影视基地又叫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城，为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上海影视乐园有旧上海的市井风情车墩影视城，有拍**的幕后秘密，有欧式的标准庭院。有“宋子文旧居”、汾阳路上的“工艺美术学院”。老上海特色的风貌是其特色之一。国内大部分讲述上海故事的年代影视剧都在这里拍摄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情深深雨蒙蒙》、《色戒》、《新上海滩》、《倾城之恋》、《金大班》、《与狼共舞》、《飘帅》、《枭雄》等。

麻雀拍摄地上海车墩影视基地简介

由上海**(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上海影视乐园(上海影视摄制基地)集影视拍摄、旅游观光、文化传播为一体，由“三十年代南京路、南京西路”、“上海石库门里弄”、“上海老城厢”、“欧式建筑群”、“苏州河港区”、“ *** 别墅”、“教堂”、“和平广场”、“浙江路钢桥”、“湖山区”等景点及大型组合摄影棚、服装仓库、道具仓库、置景工厂所组成;还辟有环形有轨电车、“上影服道选粹展馆”、“拍摄观摩”等娱乐项目。

上海影视乐园总体面积433万m2，规划建筑总面积12989万m2，其中建成48万m2，扩建面积8189万m2。

园区正在进行二期扩建规划，扩建后的影视乐园仍然以影视拍摄为主，适度增加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商务会议、餐饮住宿功能。整体设计在坚持老上海主题的原则，尽可能从上海历史、文化、人物汲取有益元素，增加景点的底蕴。对拍摄功能和旅游休闲娱乐功能进行适度划分，利用建筑、绿化、水系、道路设置自然、合理的“边界”，既有所区隔，又相互渗透，有序引导不同需求客户的流动。拍摄场景增加教堂、学校、医院、火车站、码头等。

上海车墩影视城门票价格是多少？开放时间呢？

门票价格：成人每位80元；儿童每位40元。

开放时间：08:30-16:30。

2012年09月28日上海南站—金山区的上海22号线（金山支线）正式开通试运营，过上海影视城。

地铁一号线（虹梅路站、锦江乐园站）：莲花路站转沪金线、沪卫线等开往金山(石化)方向的公交车至车墩站下车

地铁一号线（地铁莲花站）：转莘松线、沪金线、沪卫线、莲石线、莲金线等往金山、松江方向的公交车至车墩站下。

地铁一号线（上海南站）：上石线的大巴车墩站下。

扩展资料

上海影视城现已建成的全布景式的“南方街道”和实景式场地景“30年代南京路”、“上海里弄民居”，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理想的拍摄场景，也为人们重睹旧上海五光十色的风情开辟了全新的途径，已有30多部影片及数百集电视剧在这里拍摄。

上海影视城有轨电车或黄包车，走一走30年代的南京路、老上海传统街道、石库门里弄、苏州河驳岸、浙江路钢桥，尝一尝旧上海的风味小吃，看一看濒临绝迹的旧上海传统杂耍，感受一下骑马飞驰的乐趣，甚至还可见到天主教教堂、中世纪酒庄及英、法、德、西班牙、挪威等国风格的欧式建筑。

上海影视城还将建成四座大型和三座小型的摄影棚，以及“上海老城厢”、“大世界游乐场”、“城隍庙”、“卡通世界”、“明星广场”、“博览中心”、“银幕天地”、“特技场”、“码头港区”、“狩猎射击场”等景点。这些千姿百态的景点，通过**艺术特有的表现手段和现代高科技、新工艺，真实而艺术地展现上海以来的历史风貌和人文景观，是休憩娱乐场所，也是了解和熟悉上海发展衍变轨迹的画廊。

-上海影视城

上海滩生死较量在哪取景

在上海车墩影视城取景。

根据《上海滩生死较量》官方资料，取景拍摄地为上海车墩影视城，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

《上海滩之生死较量》是由王少威、由甲、赵伟编剧，赵青，王德功执导，于震、胡可、范雨林、侯天来、张竞达、李思博、崔可法等主演的电视剧。

为什么说上海影视乐园（车墩影视基地）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写在前面：上海只有一个影视城：“上海影视乐园”、“上海影视城”又称“上海车墩影视城”或“松江影视城”，这些是同一个影视城，详细地址在车墩镇。

走进影视城，就真的仿佛到了那个年代，360°环绕那个角度，都像在**里。老式电车按时刻表发车，搭乘电车行驶在古老的南京路上，沉浸式体验感非常绝妙，脑海中也无时不刻浮现出**中的画面。进门后就会感觉老上海的气息扑面而来。

在这里感觉自己穿越了，浓浓的老上海风，就是没有剧组的时候会显得有点荒凉。乐园不大，人也不多，游览1-2个小时。

车墩充分还原了老上海民国时期街景，不仅有旧上海特有的黄包车，电车，石库门风格的弄堂，更有欧式建筑风格的教堂，咖啡厅

上海的这个年代，是繁荣昌盛，海纳百川，但也隐藏了动荡和兵荒马乱的年代，充满历史感，于是许多影视剧作都喜欢以民国时期为背景。

上海影视乐园主要由南京路，石库门里弄群， *** 别墅，天主教堂等多处影视拍摄景观组成，是以民国时期文化为背景的仿古建筑群。

**网剧电视剧里面经典场景“百乐门”歌舞厅啊、“伪装者”里面的“明氏公馆”啊、“镇魂”里面的几个房子和“平安福”巷子等等，这样的建筑一直有。

但是名字不一定一直叫“百乐门”，因为影视城随着前来拍戏的剧组需要不断更换建筑物名字的。

还比如经典的《情深深雨__》《麻雀》《第八号当铺》《镇魂》《八佰》，**《建党伟业》《功夫》等等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来这里还可以去敲“依萍”家的门哦～身材好的集美们，可以穿着旗袍去打卡，非常应景哦！

如果你一直想拍一些老上海风情的照片，发现周边非车墩影视基地莫属。

上海车墩影视基地

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北镇影佳路366号

交通工具：城际高铁（金山铁路）＋公交车（车墩公交车6/61/63），有些麻烦，建议自驾～

2022年11月现在车墩影视城有什么剧组

叛逆者。《叛逆者》电视剧是由周游执导，朱一龙、童瑶友情出演的年代谍战剧，2022年11月在车墩影视城拍摄中。

作者：沉默的那棵树

中国人的嗓门大是出了名的，可是，一旦涉及某些敏感话题，即便是蛮横惯了的地痞流氓也噤若寒蝉，压低了声音交谈或以只可意会的眼神交流。记得小时候看**，里面常有这样的情景让我印象深刻：某茶馆里众人正在谈论某话题，茶馆的老板就会紧张兮兮地指着墙上“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几个字，大家会意闭嘴不言或立马做鸟兽散。当时年龄小，不明白其中奥妙。最近从媒体上看见几个草头百姓因为发表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就被有司所逮，官司缠身。方知中国人虽然平时旁若无人，大嗓门。但是，他们的话语空间也仅限于柴米油盐、酒色财气，大多集中于肚脐以下部分。

而翻阅历史，看见欧洲的咖啡馆文化源远流长，影响了西方人的行事风格和生活方式，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温床和公民训练的教室。传至今天，不经意间咖啡馆文化已经席卷全球，即便茶馆文化浸润最深的中国，摩登的白领也学着洋人坐进星巴克这样的地方，安静地体验一把小资情调。

可是，上溯西方的咖啡馆历史，当时却是个鱼龙混杂，比赛嗓门大小的所在。

18世纪的欧洲贵族和平民之间有着深不可测的阶层鸿沟，比如作为公共交流和文化沟通的场所，沙龙是由贵妇们主持的，她们追求的是优雅的贵族情调。非经邀请，外人难入其门。毕竟，那是一个打情骂俏、偶尔也偷情私通的私人聚会而已。

而当时的咖啡馆要随和得多。所有来自贵族女性繁文缛节的礼仪束缚消失了，它向所有人开放，不管其信仰、宗派或地位。

进去的人可以随便找个空位子，加入周围人的自由辩论。话题当然是男人们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话题：政治和女人。

而咖啡馆的老板深知自己经营的场所所担负的民主化功能。他对此的反应不是中国茶馆老板谨小慎微，而是大胆地在墙上贴上纸，声明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言论，勿须担心。

作家沙德韦尔（shadwell）在他的戏剧《女首领》中描写到：“每家咖啡馆里都有许多聪明人，他们谈话机智，在吞云吐雾中议论着政治。”

那些长于言辞的知识分子也通常来到这里，倾听民众的声音，同时也顺带着宣传一下自己的著作。在这里，文化人和公众有着良好的互动氛围，以至于改变了当时学究味甚浓的文学风格。

在咖啡馆这样的公共场合，人们学会了评价自己的观点，检验、放弃、改变、传播自己的观点。而在这个过程中，过滤后通常会产生某种有凝聚力的群体观点。

各种阶层、出身、地位的人在这里交往，也敦促他们必须跨越出身、地位和等级，尊重彼此的看法，培养倾听的艺术。正是在不起眼的小小咖啡馆里，公众培育出尊重和宽容他人思想的新态度，合群和容忍的精神，使得分歧失去了棱角。

而在以往，那些与传统相悖的人和观点，会受到他人的轻视和攻讦。如今人们则尊重并专注地倾听着异见，互相讨论，磨砺和检验自己的观点。不经意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人们从独立思考的孤立状态走进公共世界，以共同的观点为基础的公共舆论从这里诞生了。

随着咖啡馆人群的分化和舆论场所的专业化，咖啡馆里的声音变小了：不需要以卤莽的声音去表达己见，任何思想都可以在辩论后得到公众的评判和检验，被接受或者被摒弃。

而中国，茶文化衍生出茶馆文化。但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却并没有成为中国人走向公共言论自由的跳板，也没有培育出宽容异见和平等辩论的绅士风度。

专制的王权厌恶任何不同的声音。

而不经过公开辩论，由民间各色人等自行验证和评判的观点在人们内心潜藏下来，日益孤立和各持偏见，人民没有自由博弈最终达成基础共识的空间。人们也没有宽容异见与平和辩论的习惯和规则。相反，强力压制和恶毒攻讦在40年前的一场政治闹剧中走向了顶峰！

在中国历史中，由蔡桓公讳疾忌医开始就预示着“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不过是人们想象中的圣人风范。及至后来焚书坑儒、党锢之祸，大兴文字狱等等，迫使聪明人或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或避世求生。到后来茶馆里“莫谈国事”俨然已成共识，中国人的言论空间一般局限在裤裆里了。而人们行为表现在：虽然嗓门大，但是却透露着害怕和惊愫在内。

回顾两种饮料文化对东西方言论空间走向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感叹：一个利益多元的社会必然是观点多元，不给他们自由碰撞的空间，最后达成基础共识，就会彼此走向孤立和偏见，割裂和对立。而不能和谐地沟通交流去解决分歧，而没有共识的社会很难走得更远！

参考资料：

http://jiaoshangoubloghexuncom/6763998_dhtml

内容提要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20世纪初，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因此从 *** 到社会改良精英，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茶馆/城市社会生活/20世纪初/成都

正文

西方历史学家对早期近代欧美的公共场所，像咖啡馆、酒店、沙龙等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特别注意人们的“公共生活”——即家庭圈子之外的活动，认为这些地方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提供了社交场合。这种消闲商业以服务顾客为宗旨，并不一定只为社会上层服务，工人阶级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这些公共场所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缩影，而且经常卷入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因此，它们也往往成为社会改良和社会控制的对象（注：有关研究参见Richard Sennett,The Fall of Public Man: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apitali *** (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erry Duis,The Saloon: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1880-192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Thomas Brennan,Public Drinking and Popular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Francis Couvares,"The Triumph of Commerce:Class Culture and Mass Culture in Pitt *** urgh,"in Michael Frisch and Daniel Walkowitz(eds)Working-Class America:Essays on Labor,Community,and American Society(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3);Susan Davis,Parades and Power:Street Theatre in Nineteenth-Century Philadelph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Christine Stansell,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1789-1860(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86);and John Kasson,Amusing the Million:Coney lsla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New York:Hill & Wang,1978)。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见Robert Fortune,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2 volsLondon:John Murray,1853);Robert Davidson and Iason Mason,Life in West China:Described By Two Residents in the Province of Sz-chwan(London:Headley Brothers,1905);George 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Oberlin:Oberlin College,1923);William 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South Brunswick and New York:ASBarnes and Company,1971);Brockman Brace(ed),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ublished for the Canadian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1974);John Service,Golden Inches:The China Memoir of Grace Serv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村作治郎：《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井上红梅：《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 Meserve and Ruth Meserve,"From Teahouse to Loudspeaker:The Popular Entertain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Vol8(1979),No1;John Evans,Tea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Drink(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2)；竹内实：《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内藤利信：《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见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サイマル出版会，1991年）；西泽治彦：《饮茶の话》GS-Tanoshii chisiki 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4(1964),No1;Gail Hershatter,The Workers of Tianji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William 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Elizabeth Perry,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Frederic Wakeman,Policing Shanghai,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c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 *** ，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陈锦：《四川茶铺》，12-13页；舒新城：《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薛绍铭：《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如李劼人的《 *** 》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陈锦：《四川茶铺》，32页；张放：《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1941年的 *** 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乔曾希等：《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胡天：《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陈茂昭：《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高枢年等：《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姚蒸明：《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舒新城：《蜀游心影》，142页；贾大泉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胡天：《成都导游》，62页；易君左：《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茶馆又是娱乐中心，许多艺人在那里卖艺为生，茶馆也借精彩的演出吸引顾客。实际上成都早期的剧场即产生于茶馆（注：在开始，茶馆提供场地给艺人，尔后茶馆演变成剧场。可园是成都之一个正式剧场，1906年由咏霓茶社改建。新式剧场悦来茶馆随后设立，之后，宜春、之一等茶馆剧场一体的场所开张（傅崇矩：《成都通览》上册，279页；《通俗日报》1910年2月11日）。）。每当夜晚，穷街陋巷一片漆黑，下层人民则聚集在明亮拥挤的茶馆听评书。评书先生的精湛技艺吸引听众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到同一地方听书。说书先生不仅提供了娱乐，而且普及中国历史知识。他们不自觉地散布着正统的价值观，把诸如忠、孝、理、智、信等灌输到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也可被视为大众的教育者。各种民间艺人使茶馆文化更为丰富，他们大多是当地人，但也有的来自外省，如唱大鼓书的多来自华北。这些艺人多有固定的演出场所，观众明了到何处欣赏他们喜欢的剧目或演员。其他像相声、金钱板等更散布于各茶馆。跳“柳连柳”被精英视为茶馆中的下流娱乐，演者手持一竹竿，两头系有数枚铜钱，边喝边跳用其有节奏地拍打身体。据称，其语言“不堪入耳”，更流行的曲目是“小寡妇上坟”（注：《成都民间文学集成》，403-404页；《四川风物志》，457页；周止颖：《新成都》，225页。）。

经济活动与民事纠纷

茶馆可以说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那里聚集了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例如，茶馆可以是一个“自由市场”，手工匠以及其他雇工在茶馆出卖他们的技术或劳力，小贩则流动于桌椅之间吆喝其所售物品。在西方人的旅行记中可以看到，“商人急于去茶馆见他们的生意伙伴，小贩用哨、小锣、响板等招徕买主”。一些小贩利用“绝技”采取悦顾客，如他们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由此可见，小贩不仅出售商品，也给茶客带来了娱乐。茶馆里的水烟贩（成都称“水烟袋”）用数尺长的“烟枪”提供服务，如果烟枪还不够长，他们还有备用烟管连接。这样，在一个拥挤嘈杂的茶馆，他们不用移动便可把烟送到顾客面前（注：Hubbard,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25；何满子：《五杂侃》，193页；李劼人：《暴风雨前》，154-155页。茶馆中小贩非常多，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喊茶客尚未停声，食物围来一大群。最是讨厌声不断，纸烟瓜子落花生。”（林孔翼辑《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113页）顾客买纸烟不用买一包，而可论支买。据传教士观察，水烟袋的生意非常灵活。一般是顾客付2文钱吸5口烟，但水烟袋允许顾客分为多次消费，如今天吸两口，所剩3口来日再吸(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No11)。）。

许多人在茶馆等候雇用，其中许多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一般来讲，同类雇工总是聚集在同一茶馆，如扛夫（当地称“背子”）一般聚在罗锅巷和磨子桥的茶馆，这样雇主很容易找到所需要的帮手。据一个外国教师回忆，当她准备雇一个保姆时，她的中国朋友提议她去“南门外的茶铺，每天早晨许多女人都在那里待雇”。由此可见，甚至许多妇女也利用茶馆作为她们的劳力市场。此外黄包车夫、收荒匠以及厕所清洁工都有自己的“专业茶馆”（注：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周止颖：《新成都》，251页；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73。）。

茶馆给许多人提供了生计，手工匠在那里修理扇子、鞋子等各种物品，算命先生在那里预测凶吉，修脚师和剃头匠在那里提供服务（注：从一本传教士的回忆录中，我发现一张成都茶馆的老照片。图中老少男女几个茶客围坐一个矮小茶桌，喝茶谈笑，一旁一个穿破旧衣服的手工工人正修补什么东西。见Brace,Canadian School in West China,p245。）。一些乞丐甚至在那里卖“凉风”——给顾客打扇挣钱，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乞讨。当一个乞丐不请自来给一个茶客打扇，如果茶客觉得舒服而心情不错，便会赏给乞丐几个小钱，否则会不耐烦地将其赶走。茶馆中最有趣的职业是挖耳师傅，他用十余种不同的工具掏、挖、刮、搔等，无所不用其极来使顾客进入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境界（注：《成都市市政年鉴》（1927年），511-512页；崔显昌：《旧成都茶馆素描》；陈锦：《四川茶铺》，52页。）。

成都人习惯于把茶馆当做他们的“会客室”。由于一般人居住条件差，在家会客颇为不便，人们便相约在茶馆见。即使不是专门去会客，只要一有空闲，他们便径直去常去的茶馆，不用相约便可见到朋友。据何满子回忆，在三四十年代，成都文人有其特定相聚的茶馆，当时他是一杂志的编辑，约稿和取稿都在茶馆里，既省时间又省邮资。居民也在那里商量事宜，外籍教师徐维理(WSewell)写道，当他一个朋友遇到麻烦时，他们便在茶馆商量对策。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枕流茶社便是学生的聚会处，文化茶社是文人据点，而教师则在鹤鸣茶社碰头，每到节日和周末，这些茶馆总是拥挤不堪（注：胡天：《成都导游》，69页；易君左：《川康游踪》，194页；《茶馆之弊害及其取缔办法》，四川省档案馆藏：四川省 *** 社会处档案，全宗186，案卷1431；《国民公报》1929年10月7日；Sewell,The People of Wheelbarrow Lane,pp131-132；杨槐：《神童子与满天飞》。关于成都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这些场合的描写，见李劼人《 *** 》和巴金《春》（《家春秋》合订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此类诗作也不少，如“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成都竹枝词》， 70页）。令人惊奇的是，当今成都人特别是老人仍有这个习惯，1997年我在成都做实地考察时，采访的对象多邀我到茶馆碰面。）。

商人有其固定的茶馆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馆做成”。粮油会馆以安乐寺茶社为交易处，布帮在闲居茶社，南门边的一个茶馆因靠近米市，便成为米店老板和卖米农民的生意场。那些走私 *** 、武器的黑社会则在品香茶社活动。究竟每日有多少交易在茶馆做成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信数量非常可观（注：Davidson and Mason,Life in West China,p86一则地方新闻称：当 *** 平息一场茶馆争端后，一位顾客以这场斗殴搅了他的一桩生意而要求赔偿（《通俗日报》1910年5月15日）。）。韩素音在回忆录中写道：“‘来碗茶’是茶馆中最常听到的吆喝……这也是洽谈生意的开端……地产和商品的买卖都在茶馆或餐馆进行。”（注：Han Suyin,The Crippled Tree:China,Biography,History,Autobiograph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65),pp228-229）

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一般只有工人阶级才会在公共场所痛饮，中产或上层阶级都在其住宅、私人俱乐部或上流宾馆品酒。在中国沿海地区，茶馆多为中下层人的去处。但是成都茶馆看起来却具融各阶级为一体的特点，因此有人指出，成都茶馆的“优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平等”（注：Rosenzweig,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p51；铃木智夫：《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周止颖：《新成都》，247页；何满子：《五条侃》，192页。）。

不过，应当看到，随着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社会过渡，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茶馆更多地卷入公共事务，参加地方和全国的慈善活动，并借此提高其社会声誉。辛亥革命前后，可园、悦来等茶馆便多次组织慈善演出以支持甘肃、河南等省的赈灾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茶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如一些茶馆引进新的娱乐方式。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 *** 、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悦来茶馆是成都新式娱乐的先驱，当然也不甘人后，它首次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这些成都茶馆的新变化，虽然追求经济利益是直接动因，但亦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注：《通俗日报》1912年8月6日；《国民公报》1912年6月14日、9月7日；周止颖等：《成都的早期话剧活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36辑（1987年）。）。

结论

茶馆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长期以来，茶馆被当时精英和后世学者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其中，受指责最多的便是致使人们浪费时光。但是，人们忽视了茶馆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社会的演进总是伴随着时间概念变化，但这种时间的新概念也仅限于受西方影响的新式精英。大多数一般市民仍保持着传统的时间观念，怎样利用他们的时间取决于他们的个人习惯、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等因素。在茶馆里，一个学者可得到写作的灵感，一个商人可做成一笔生意，一个学生可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一个秘密社会成员可与其同党建立联系，一个苦力可找到雇主，更不用说小贩、艺人、手工匠依靠茶馆来维持生计了。因此，“有闲”和“有忙”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是交替的角色，茶馆为两者都提供了可使用的空间。即使是在许多“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以后，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怎样评价和治理茶馆这个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场所，总是地方 *** 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但是，从晚清到民国，都未找到一个成功的办法。它们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但是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城市改良精英对大众文化的认识较 *** 更全面和深刻，因此他们在茶馆问题上与 *** 持不同的态度。如果说 *** 以控制和打击为主要手段，那么精英虽然也批评茶馆的弊病，但亦深知其社会功能，所以他们不赞成 *** 的激进改革，这可能也是为何 *** 的行动总难以奏效的原因之一。从表面看，茶馆以及茶馆文化是很脆弱的，总是被限制和被打击，然而，茶馆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是城市日常生活中最活跃的部分，充分显示了极其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王笛 1956年生，助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

出处：历史研究2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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